佛教传入中国是在东汉永平年间,荣县的佛教传入实际上也是比较早的,据史料可推测为隋唐时期。四川考古研究院出版的《四川唐宋佛道龛窟总录·自贡卷》中罗列了荣县现存最早的部分摩崖佛像,并指出在白雀寺和古荣州的吕仙崖上是初唐时期的造像。要造摩崖石刻佛像,在古代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信徒来支撑造像的经济投入,更需要建造者锲而不舍的坚强意志。荣县在西汉时期就出产盐、铁和土陶,在当时有盐的县州不少,冶铁的州县也有,但是盐铁同时出现在一个州县就只有荣州(县)。在汉代,盐铁是国家的重工业,有盐铁的州县在当时的经济是非常繁荣的,所以当时的荣州经济发达,也有了“造佛运动”的精神需求与物质基础。
荣县历史上的“造佛运动”
唐代的荣州,佛教兴盛。《四川唐宋佛道龛窟总录·自贡卷》记载:吕仙崖摩崖石刻菩萨坐像与长安出土的圆雕菩萨造像特征相似,风格属中唐造像。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荣县的佛教古迹遗址,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够建造出来,是很不容易的,而要造巍峨如山的荣县大佛,则可以说是难如登天。
荣县大佛始建于唐代,从白雀寺龙洞开始造像(今罗汉洞)。乾隆本《荣县志》记载:“大佛山在东城一里,唐人刻大佛,与山齐。架殿十层,高四十七丈,阔十五丈。今佛像巍然,而筵楹横竖……”根据赵熙的诗句“金像巍巍入太虚,元丰元佑八年成”推算,荣县大佛贴金工程是宋代元丰年至元佑年,用了八年时间才完工。大佛造型气势雄伟、衣纹流畅、慈眉善目、神韵飘然,是古代艺术家和劳动人民协力完成的石刻艺术瑰宝。大佛凿刻完工后,即修了殿宇保护,民国本《荣县志》描述大佛的规模是“旧时寺门、抵今溪岸”,可见当时的恢宏气势。据测量,大佛身通高36.67米,头长8.76米,肩宽12.67米,膝高12米,脚宽3.5米,是世界第一大释迦牟尼佛(现世佛),第二大石刻大佛,仅次于乐山弥勒大佛(未来佛)。同时在龙洞雕刻的佛像,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现在保存完好的有5龛造像,其中两龛内容相似,都属观无量寿经变。龛内刻有楼台亭阁、经幢、宝塔,庄严的佛像,坐在莲花台上的诸佛菩萨,以及舞乐等,和大足佛像、安岳佛像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为执政者的支持,佛教在唐代进入了全盛发展时期,唐宋时期的荣州佛教也高度繁荣,不但有大佛寺、白雀寺,在城西南面还有二佛寺和千佛摩崖造像,而在西面则有古佛寺,加上吕仙崖及铁山古道沿路的大量佛像摩崖石刻,可以说形成了一场“造佛运动”。近年在荣州境内,还发现有大量的寺庙建设记录。从乾隆本到民国本的《荣县志》记下来的荣州全境共有两百多座有名有姓寺庙的存在。我们想一想,这些寺庙中,一共有多少的菩萨、罗汉等佛教造像呢?现在荣县境内,叫千佛崖的地方就有两处,每一处都有上千佛像。所以唐宋荣州“一城三古佛、全县万菩萨”的大规模造佛运动,可谓名负其实。
古荣州是佛文化传播的重要节点
荣县佛文化的大面积传播和遗留,究其原因有两个主要方面:
一是有历史文化积淀。荣县在历史上开化极早。赵熙编《荣县志》中说:“惟荣久为青阳封国,常壉称德在少昊,又称被文王之化,秦幽同咏,故有夏声,于荣也准之时地而皆近。”也就是说,上古少昊时期荣县地区就有人类文明了。秦时荣县制辖蜀郡,为南安县的主要地域。“南安者,兵后名谊,言南中安定耳”(赵熙.民国志.沿革)。朝廷建南安县就有想让南方安定的意思。以上记载说明在秦汉前,荣县就在文王教化下,有了文化意识,是开化之地。而佛教的传播,没有文化做基础,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是有强大的经济基础。荣县地区在西汉就开始了井盐的开采,而且比较普遍,在唐宋时期的古官道上到处都有。陆游到荣州来做官,从来牟铺进荣州境,就感叹地写到:“长筒汲井熬雪霜,轱辘咿呀官道旁”。这里表现了陆游作为一个外来的下派官员,第一印象就是荣州经济发展这么好,有这么多的盐井在熬盐,在官道两边都是运转中的盐井工场。他同时还写下对荣州“其民简朴士甚良,千里郁为诗书乡”的整体印象。由于有经济基础,人们安居乐业,民风简朴、士人都很善良,到处有不少人在读书作画写诗,这是对当时荣州社会生活的写照。其实,他可能还不知道,除了井盐以外,荣州还有铁厂在炼铁,有外运的煤炭和土陶等经济产品。在当时农业发达的中国,荣州显然已经走在了时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陆游在荣州所作诗中还有一句“闭阁扫地焚清香,老人处处是道场”。说明他当时在荣州经常看到在民间进行的佛教活动,这也证明佛文化在当时就已经深深影响了荣县人的社会文化生活。
荣县佛教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是和中国的佛文化传播路径有关系的。四川佛教是从广元传进蜀地,其中一路是沿龙贯山南下,再沿峨眉山、荣县、安岳、大足的大线路发展的,并由此形成蜀南佛文化的四大遗迹地。研究荣州周围的地区,比如井研、犍为、威远、宜宾、内江都没有大量的佛文化造像遗迹,这也间接证明了荣州是中国佛文化传播路径上的重要节点之一。
荣县佛文化与天灯会
受荣县佛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天灯会,是自贡灯会活动的发源之一。旧时每年正月初七开始,荣县境内各祠、庙均要立灯竿,悬红灯,举行祭祀活动,时称天灯会,亦称天灯节。
据荣县杨泗岩摩崖石刻记载:“同治十二年,36杆天灯通宵达旦持续燃放月余。”从勒石记碑记载了每户出钱最低240文的集资数,就足以想象出当时的盛况。据赵熙《荣县志·灯火》记载:“岁时风土各有可纪之俗。荣县新年灯火甚盛,唐人称火树银花者,盖林立矣。而楼台为甲观,乡人通命为亭。一城数亭,一亭各式,其高数重。构栋雕镂,临春组合,彩笺书画,嵌灯如星。一亭然四五百灯。各乡馆举孟兰佛事,夜张花伞,其制不一,火之发也。瑰怪觉目,是皆承平游嬉,经兵乱而财竭矣。师灯为西凉胡舞,木縆诸技,唐宋具祥焉。”“正月人日后,各祠皆燃火树,各门首皆点红灯,谓之天灯,富人寿年丰之意。兼仿古人礼鸣金执铤,以驱瘟疫,谓之狮灯场市。”更让今天的荣县人乃至自贡人自豪的,是当时“西人来观,亦欣然京沪所不见也”的荣县灯会盛况。
其实,早在唐宋时期,因为有了佛教天灯会的大力推动,荣州灯会的场景已甚为壮观,彩灯已甚为绚丽,较之京城大邑亦毫不逊色。关于天灯会的记录,在不少史料中都有,笔者在贡井洞云寺智勤法师手里看到的《天灯经》就记载了这样活动,需要指出的是,天灯会又是在佛教和道教相互影响下形成的,自贡大公井(当年的荣州辖区)出土的道教“五皇庙碑”就记载了这样的盛会,这证明了佛文化在荣县地区的影响力与包容性。
近年来,荣县的大佛文化旅游节与荣县佛文化灯光节相继成功举办,这些活动是当代荣县人借力佛文化为中国灯城建设发展作出的新贡献。曹 念/文
编辑:张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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